一、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
　　从接下去一段时间的税改内容来看，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无疑是重头戏。考虑到东北三省的试点证明改革并不会导致收入下降和投资过热，且转型对减轻企业税收负担、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有重要作用，目前在全国推广实施此项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。在改革初期可以参照东北的做法，在部分重复征税比较严重的行业主要是工业企业实施，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，实行增量抵扣的办法，在过渡一段时间之后，再平稳转到全额抵扣。由于转型只对一般纳税人有利，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应同时有所下降，可以考虑由4%和6%下降为3%和5%。
　　增值税转型对纳税人来讲减轻了税负，可以说是一种税收优惠，但仅仅把转型理解成税收优惠是远远不够的，甚至会起误导作用。笔者认为，正是因为很多人包括决策层把增值税理解成一种税收优惠，才会有利用它来“振兴东北”甚至利用它来促进“中部崛起”等等想法。增值税转型是对原来过时的甚至错误的增值税税制的一个修正，是税制的一个重大变革，它的影响不应该局限在某个局部如某个地区、某些行业，继续在某些地区推广试点是毫无必要的，也是对广大纳税人的不负责任，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。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，生产型增值税是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！要把增值税改革理解成是事关全局的一个重大变革，积极、迅速地在全国推广。

　　二、新企业所得税法推出
　　两法合并、推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是税改的第二个重头戏。从近几年的讨论来看，推出的时机已经成熟。最大的担心即优惠减少影响外资流入的问题，其实不难解决：对新法实施之前的外资企业保留优惠一直到期满，对新法实施之后的企业按照新税法执行，地区性的优惠也参照上述办法，最长享受5年。可以肯定地说，外资到中国投资的关键的是市场而不是税收因素，因此上述担心其实并不必要。
　　从新法的设计来看，目前轮廓也基本清楚。新法将实施法人所得税，将纳税人按国际惯例分成居民企业（注册在中国的内外资企业）和非居民企业（外国企业），税前扣除上，统一扣除标准、取消计税工资等不合理的扣除规定，税率将从33%下降到25%左右，优惠将调整，外资企业独享的地区性优惠、再投资优惠、生产性优惠等将大部分取消，保留的优惠将主要集中在高科技、环保等方面，且内外统一。
　　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讨论十多年，可以说决策层非常慎重，希望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似乎对改革的困难想得多了些，对改革的意义想得少了些。笔者认为，所得税改革和增值税一样，是对原来非常不合理的税制的修订，是对广大国内企业的一次松绑，是促进我国企业发展壮大并融入国际市场，参与国际范围竞争的有力举措。目前，从国际上比较，我国的企业普遍十分弱小，在资本实力、技术创新、走出国门等方面都远逊于跨国企业，这同不合理的企业所得税税制有相当大的关系。谈起企业所得税，广大的民营企业主和国有企业经营者就“气不打一处来”，每年两会期间有关两法合并内容的提案特别多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。决策层应当充分听取广大国内企业的声音，并下决心迅速立法，通过企业所得税。

　　三、房地产税改革
　　之所以将房地产税作为今后一阶段税改的重点突破方向，主要原因是基于当前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不完善、地方财政的困难，地方税改革的滞后等因素。房地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。当然，我国的房地产税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，需要改革。
　　这一轮税制改革，谈到税种改革的较多，谈到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则较少。这并不是说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不存在问题，恰恰相反，1994年建立的分税制，日益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矛盾。简单说，目前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危机，但是却将地方财政拖入新的危机。同1993年相比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度上升，直接原因就是重要税种收入大部分归属中央，而地方税税制则僵化落后，收入增长乏力，收入弱小难以满足地方财政需要。客观地讲，各地出现的乱收费、农民负担难以下降等问题以及出现普遍的县以下财政困难，都源于不合理的分税制。分税制的改革内容很多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壮大地方税，作为很有发展潜力的地方主体税种，房地产税被抱有很大期望。
　　房地产税的改革是建立新型的房地产税（即物业税）。其内容主要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不同的房地产税费标准、扩大纳税人面主要应将个人纳入到房地产税的征税范围、将计税依据从折扣后原值改为评估值等。建立新型房地产税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普通居民的税收负担，同时解决房地产评估带来的谁评估、怎么评估等问题。
　　出台房地产税还会有另外一功。近两年来，各地房价涨幅惊人，尽管政府出台大量政策，但政策犹如武侠小说中的“劈空掌”――没有发挥出威力却掌掌劈空！政策效应极差，各地房价依然故我地上涨。房价上涨虽然使购房者买房成本增加，但并没有增加用房成本，如果出台房地产税，使纳税人保有房地产的成本上升，对购房者尤其是投资性购房者的买房积极性应当会有抑制作用。

　　四、能源税的改革
　　考虑到我国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和国际市场日益上涨的能源价格，能源问题将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抓手。能源税主要包括资源税和燃油税，这两个税种对我国能源消费都非常重要。
　　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方向已经明确，提高税率，同时实行从价征收。近几年来，原油、煤炭、有色金属等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资源开采企业大发其财，但是同企业大幅增加的利润相比，国家增加的资源税少得实在可怜，这一方面是因为税率太低，对企业来讲甚至可以说微不足道，另一方面因为税率是定额税率，同销量挂钩而同价格不挂钩，这直接导致政府难以分享资源价格上涨的收益。今年，政府对原油开采企业出台了石油特别收益金，在油价每桶40美元之上征收，尽管可以补偿资源税的部分不足，但毕竟不能完全代替资源税。考虑到资源国有、资源短缺、资源价格飞涨等事实，提高资源税税率，改革资源税计税方式理所应当。
　　燃油税是另外一个“难产”税种，1998年就写入公路法的燃油税，由于油价持续上涨和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因素，几次三番到了出台的节骨眼上，又被打入冷宫。考虑到燃油税对节约燃油的推动力和相对养路费的公正性，开征燃油税不能一拖再拖，在税制设计上的一些问题如怎样给用油不用路的单位和个人补偿、怎样给用油大户补偿等并不难解决；油价高企可以是燃油税难以出台的一个“拦路虎”，换个思路，油价高更需要节约用油，更需要燃油税。一味地以油价高作为燃油税不出台的理由，很值得反思。尽快出台燃油税，促进燃油的节约使用，改变目前汽车消费过程中的不符合国情的“高消费”现象，是促进建立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。

　　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上海财税干部教育中心倪永刚